阿桂(1717年9月7日-1797年10月10日)，章佳氏，字广廷，号云崖，满洲正蓝旗人，后以新疆战功抬入正白旗。大学士阿克敦之子。清朝名将。乾隆三年(1738年)举人后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，长期戍守西北边疆。阿桂一生屡统大军，运筹决策，用兵持重，为清帝所器重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。定伊犁、讨缅甸、平定大小金川，战功赫赫，封诚谋英勇公。在军机处，任领班军机大臣时，耻与和珅同列。嘉庆二年(1797年)八月病逝。卒赠太保，谥文成。 阿桂编有《军需则例》15卷。

阿桂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数重臣之一。阿桂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，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。他知人善任，发现才能胆识之士，即使是“散僚卒伍”，也“即登荐牍”。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，相貌魁伟，气度不凡，阿桂见之曰“此将材也”，即给副将札，命他进攻敌方阵地，果然大获全胜。以后兴奎屡立战功，为一时名将。此外王昶、韩崶、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，“其后皆为卿相”。他多谋善断，“闻其于军务倥偬间，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，秉烛竟夜。或拍案大呼，愀然长啸，持酒旋舞，则次日必有奇谋”。他治军有方，赏罚分明，“其驱使将士，如发蒙振落，其成功者，或奖以数语，或偿以糕果，而其人感激终身，甘与效死”。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，也使阿桂屡建奇功。当年征金川时，为了掌握敌情，一天傍晚，他率领十数名骑兵，登上一高地观察叛军阵地，但被发现。数百名叛军将高地围住。众寡悬殊，情况十分危急，但阿桂却毫不慌乱。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，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，悬挂于树上。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。叛军逼近高地，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，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，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，因而不敢再前进。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，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。

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，而且是一代名臣。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，勤慎善断，处理问题细致周到。乾隆四十六年，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，就颁旨将康熙，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，另行挑补虚额。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，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。阿桂上疏劝阻说：“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，岁支则难为继。此新增之饷，岁近三百万，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。请除边省外，无庸概增”。应该承认，阿桂所言颇具眼光。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，不以阿桂之议为然，决计行之。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，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，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，时间一长，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进入嘉庆时期以后，清朝财政日益拮据，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。嘉庆十九年(1814)，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：“即如裁撤武官名粮，添给养廉一事，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……臣闻其时，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。可见老臣谋国诸事，务期久远”。

主要成就

军事成就

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参加大小金川之战，因未劾四川总督张广泗贻误军机罪，被逮。后复官，为江西按察使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任参赞大臣、蒙古镶红旗副都统，戍守西北边疆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参加平定大小和卓之战。事平后移师驻伊犁，提出于新疆屯田建策,被采纳。其后数年间，历任内大臣、汉军镶蓝旗都统、军机大臣、满洲正红旗都统、伊犁将军、 四川总督等。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，授兵部尚书、云贵总督，以副将军偕经略傅恒领兵与侵扰滇境的缅甸军交战，屡获捷。次年，与傅恒会师攻老官屯不下，奉命罢兵议和。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再次参加大小金川之战，历时五年，先后任参赞大臣、定边副将军、定西将军，运筹战事，多合机宜。乾隆四十一年，降服土司索诺木。事平，封一等诚谋英勇公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授武英殿大学士。后两次督师镇压甘肃回民起义,参与制定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抗击廓尔喀（今尼泊尔）进攻西藏的进兵方略。

屯田举措
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阿桂说：“伊犁为西域适中之地，幅员广阔，苟能悉心筹计，从容布置，可冀有成。查守边以驻兵为先，驻兵以军食为要。臣来往军营，询问此间地势情形，伊犁海努克及固勒札等处水土沃衍，且有河可引灌注，若开垦屯田则兵食可以渐充。”阿桂所言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，使他作出了伊犁驻兵屯田的决策。乾隆帝鼓励阿桂说：“所办甚是，俱依议行。果能实心奋勉，次第办理，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。”同年八月，他正式下令：“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，授为都统。”皇上的信任和支持，使阿桂感恩戴德，他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。九月，在给乾隆帝的奏文中，他提出了七条建议：

第一，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，大力推行“回屯”。阿桂有个估计，即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的三百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，“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”，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，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，才能使“回屯”有所发展。

第二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，从事驻防屯田，即兵屯。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，满洲军队负责驻守，绿营兵专事屯种。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，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，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，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，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。

第三，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，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，提出“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”。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，到乾隆二十七年，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、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。粮食足用，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，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。

第四，陆续修建城堡，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。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，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，“河北则固勒札，河南则海努克”，“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”。因此他主张“应于海努克筑城，以回人三百名屯田，用兵数百名驻防..察罕乌苏筑城，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..固勒札须筑大城，凡驻防大臣公署、仓库咸在，以为总汇”。

第五，筹集马匹和骆驼，设置沿途台站，以传递文书，运输物资。阿桂认为，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，应再购买一千馀匹，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，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，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。

第六，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，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。

第七，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，简派能工巧匠赴伊犁，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。

阿桂在新疆的实践活动在伊犁屯田的成功，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，它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，密切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，巩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，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。而阿桂以他的远大目光和气魄，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。同时，由于他在新疆屯田的功绩，也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。

人物评价

《清史稿》评论阿桂说：“乾隆间，开诚布公，谋定而后动，负士民司命之重；固无如阿桂者。还领枢密，决疑定—计，瞻言百里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”。他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数重臣之一。

阿桂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，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。他知人善任，发现才能胆识之士，即使是“散僚卒伍”，也“即登荐牍”。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，相貌魁伟，气度不凡，阿桂见之曰“此将材也”，即给副将札，命他进攻敌方阵地，果然大获全胜。以后兴奎屡立战功，为一时名将。此外王昶、韩崶、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，“其后皆为卿相”。他多谋善断，“闻其于军务倥偬间，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，秉烛竟夜。或拍案大呼，愀然长啸，持酒旋舞，则次日必有奇谋”。他治军有方，赏罚分明，“其驱使将士，如发蒙振落，其成功者，或奖以数语，或偿以糕果，而其人感激终身，甘与效死”。临危不惧，指挥若定，也使阿桂屡建奇功。当年征金川时，为了掌握敌情，一天傍晚，他率领十数名骑兵，登上一高地观察叛军阵地，但被发现。数百名叛军将高地围住。众寡悬殊，情况十分危急，但阿桂却毫不慌乱。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，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，悬挂于树上。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。叛军逼近高地，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，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，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，因而不敢再前进。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，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。

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，而且是一代名臣。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，勤慎善断，处理问题细致周到。乾隆四十六年，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，就颁旨将康熙，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，另行挑补虚额。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，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。阿桂上疏劝阻说：“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，岁支则难为继。此新增之饷，岁近三百万，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。请除边省外，无庸概增”。应该承认，阿桂所言颇具眼光。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，不以阿桂之议为然，决计行之。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，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，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，时间一长，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进入嘉庆时期以后，清朝财政日益拮据，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，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：“即如裁撤武官名粮，添给养廉一事，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……臣闻其时，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。可见老臣谋国诸事，务期久远”。

历史地位

乾隆帝将有军功臣子的图像挂在紫光阁，前后总共四次，其中功劳最大的人排名列前，乾隆帝亲自为他们写评语。功劳稍次者列于后，由朝中文采出众的大臣撰写评语，只有阿桂和海兰察四次皆前列。阿桂定金川时是最高军事指挥官，定台湾时担任首席军机大臣，功劳都是第一；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，但是阿桂把首功让给了福康安。道光三年二月，道光帝下令阿桂配飨太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