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桂(1717年9月7日-1797年10月10日),章佳氏,字广廷,号云崖,满洲正蓝旗人,后以新疆战功抬入正白旗。大学士阿克敦之子。清朝名将。乾隆三年(1738年)举人后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,长期戍守西北边疆。阿桂一生屡统大军,运筹决策,用兵持重,为清帝所器重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。定伊犁、讨缅甸、平定大小金川,战功赫赫,封诚谋英勇公。在军机处,任领班军机大臣时,耻与和珅同列。嘉庆二年(1797年)八月病逝。卒赠太保,谥文成。 阿桂编有《军需则例》15卷。
阿桂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数重臣之一。阿桂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,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。他知人善任,发现才能胆识之士,即使是“散僚卒伍”,也“即登荐牍”。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,相貌魁伟,气度不凡,阿桂见之曰“此将材也”,即给副将札,命他进攻敌方阵地,果然大获全胜。以后兴奎屡立战功,为一时名将。此外王昶、韩崶、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,“其后皆为卿相”。他多谋善断,“闻其于军务倥偬间,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,秉烛竟夜。或拍案大呼,愀然长啸,持酒旋舞,则次日必有奇谋”。他治军有方,赏罚分明,“其驱使将士,如发蒙振落,其成功者,或奖以数语,或偿以糕果,而其人感激终身,甘与效死”。临危不惧,指挥若定,也使阿桂屡建奇功。当年征金川时,为了掌握敌情,一天傍晚,他率领十数名骑兵,登上一高地观察叛军阵地,但被发现。数百名叛军将高地围住。众寡悬殊,情况十分危急,但阿桂却毫不慌乱。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,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,悬挂于树上。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。叛军逼近高地,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,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,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,因而不敢再前进。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,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。
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,而且是一代名臣。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,勤慎善断,处理问题细致周到。乾隆四十六年,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,就颁旨将康熙,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,另行挑补虚额。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,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。阿桂上疏劝阻说:“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,岁支则难为继。此新增之饷,岁近三百万,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。请除边省外,无庸概增”。应该承认,阿桂所言颇具眼光。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,不以阿桂之议为然,决计行之。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,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,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,时间一长,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进入嘉庆时期以后,清朝财政日益拮据,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。嘉庆十九年(1814),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:“即如裁撤武官名粮,添给养廉一事,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……臣闻其时,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。可见老臣谋国诸事,务期久远”。
主要成就
军事成就
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参加大小金川之战,因未劾四川总督张广泗贻误军机罪,被逮。后复官,为江西按察使。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,任参赞大臣、蒙古镶红旗副都统,戍守西北边疆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参加平定大小和卓之战。事平后移师驻伊犁,提出于新疆屯田建策,被采纳。其后数年间,历任内大臣、汉军镶蓝旗都统、军机大臣、满洲正红旗都统、伊犁将军、 四川总督等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,授兵部尚书、云贵总督,以副将军偕经略傅恒领兵与侵扰滇境的缅甸军交战,屡获捷。次年,与傅恒会师攻老官屯不下,奉命罢兵议和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再次参加大小金川之战,历时五年,先后任参赞大臣、定边副将军、定西将军,运筹战事,多合机宜。乾隆四十一年,降服土司索诺木。事平,封一等诚谋英勇公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,授武英殿大学士。后两次督师镇压甘肃回民起义,参与制定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和抗击廓尔喀(今尼泊尔)进攻西藏的进兵方略。
屯田举措
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阿桂说:“伊犁为西域适中之地,幅员广阔,苟能悉心筹计,从容布置,可冀有成。查守边以驻兵为先,驻兵以军食为要。臣来往军营,询问此间地势情形,伊犁海努克及固勒札等处水土沃衍,且有河可引灌注,若开垦屯田则兵食可以渐充。”阿桂所言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,使他作出了伊犁驻兵屯田的决策。乾隆帝鼓励阿桂说:“所办甚是,俱依议行。果能实心奋勉,次第办理,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。”同年八月,他正式下令:“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,授为都统。”皇上的信任和支持,使阿桂感恩戴德,他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。九月,在给乾隆帝的奏文中,他提出了七条建议:
第一,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,大力推行“回屯”。阿桂有个估计,即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的三百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,“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”,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,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,才能使“回屯”有所发展。
第二,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,从事驻防屯田,即兵屯。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,满洲军队负责驻守,绿营兵专事屯种。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,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,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,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,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。
第三,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,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,提出“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”。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,到乾隆二十七年,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、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。粮食足用,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,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。
第四,陆续修建城堡,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。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,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,“河北则固勒札,河南则海努克”,“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”。因此他主张“应于海努克筑城,以回人三百名屯田,用兵数百名驻防..察罕乌苏筑城,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..固勒札须筑大城,凡驻防大臣公署、仓库咸在,以为总汇”。
第五,筹集马匹和骆驼,设置沿途台站,以传递文书,运输物资。阿桂认为,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,应再购买一千馀匹,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,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,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。
第六,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,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。
第七,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,简派能工巧匠赴伊犁,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。
阿桂在新疆的实践活动在伊犁屯田的成功,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,它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,密切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,巩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,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。而阿桂以他的远大目光和气魄,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。同时,由于他在新疆屯田的功绩,也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。
人物评价
《清史稿》评论阿桂说:“乾隆间,开诚布公,谋定而后动,负士民司命之重;固无如阿桂者。还领枢密,决疑定—计,瞻言百里,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”。他是乾隆朝出将入相的少数重臣之一。
阿桂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,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。他知人善任,发现才能胆识之士,即使是“散僚卒伍”,也“即登荐牍”。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,相貌魁伟,气度不凡,阿桂见之曰“此将材也”,即给副将札,命他进攻敌方阵地,果然大获全胜。以后兴奎屡立战功,为一时名将。此外王昶、韩崶、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,“其后皆为卿相”。他多谋善断,“闻其于军务倥偬间,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,秉烛竟夜。或拍案大呼,愀然长啸,持酒旋舞,则次日必有奇谋”。他治军有方,赏罚分明,“其驱使将士,如发蒙振落,其成功者,或奖以数语,或偿以糕果,而其人感激终身,甘与效死”。临危不惧,指挥若定,也使阿桂屡建奇功。当年征金川时,为了掌握敌情,一天傍晚,他率领十数名骑兵,登上一高地观察叛军阵地,但被发现。数百名叛军将高地围住。众寡悬殊,情况十分危急,但阿桂却毫不慌乱。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,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,悬挂于树上。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。叛军逼近高地,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,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,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,因而不敢再前进。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,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。
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,而且是一代名臣。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,勤慎善断,处理问题细致周到。乾隆四十六年,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,就颁旨将康熙,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,另行挑补虚额。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,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。阿桂上疏劝阻说:“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,岁支则难为继。此新增之饷,岁近三百万,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。请除边省外,无庸概增”。应该承认,阿桂所言颇具眼光。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,不以阿桂之议为然,决计行之。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,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,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,时间一长,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进入嘉庆时期以后,清朝财政日益拮据,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。嘉庆十九年(1814),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:“即如裁撤武官名粮,添给养廉一事,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……臣闻其时,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。可见老臣谋国诸事,务期久远”。
历史地位
乾隆帝将有军功臣子的图像挂在紫光阁,前后总共四次,其中功劳最大的人排名列前,乾隆帝亲自为他们写评语。功劳稍次者列于后,由朝中文采出众的大臣撰写评语,只有阿桂和海兰察四次皆前列。阿桂定金川时是最高军事指挥官,定台湾时担任首席军机大臣,功劳都是第一;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,但是阿桂把首功让给了福康安。道光三年二月,道光帝下令阿桂配飨太庙。